离Rishikesh城镇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瀑布，我在那里遇到Kelsang。问她是哪儿人的时候，一开始听成了Japan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Tibet。当时我心照不宣，觉得她说自己来自Tibet而不是中国，已经足够说明她的立场了。当然无论她的立场如何，都不会影响我和她交谈，实际上我并不太在意这些立场问题。

 

Kelsang在德里上大学，主修政治学。于是我立刻知道她应该是来自Dharamsala（DLLM住的地方），那么她说自己来自Tibet而不是中国，就更能够理解了。我想她和她的父母可能就是所谓的Tibet难民。我很好奇，这些难民到底是为什么要远离家乡逃到India，我们的government到底对他们进行了什么样的迫害。我问得很婉转，于是Kelsang讲起了她自己的故事。

 

起因要追溯到1959年Kelsang的父母还非常年幼的时候，当时新中国迎来了共产主义，人人都不能保有私有财产。对Kelsang的父母（或许也是大部分Tibet人民）来说，他们的私有财产也就是些牛羊。牛羊全都充了公，于是他们无以谋生变得非常贫困（但是应该有大锅饭吃才对，那个时候全中国应该都很穷，我不知道Kelsang所说的贫困到底到了什么程度），为了谋生，她的叔叔逃到了Nepal。后来她的叔叔向Kelsang的母亲提出过继一个孩子给他，Kelsang的母亲同意了，那个孩子就是Kelsang。叔叔又接着把她送到了Dharamsala的学校读书，在学校里她获得了一个法国家庭的资助。她说她觉得跟那个法国家庭要比自己在Tibet的父母更加亲近，她与父母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联系。

 

Kelsang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中国实行Democracy有什么看法。我说那当然很好，但不知道是不是真得会有这么一天，如果人民没有这种需求，不为此抗争，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。Kelsang说在Dharamsala有两种立场，一种比较激进，以年轻一代为主，要求Tibet的全面DL；另一种以DLLM为主，认为是否DL并不重要，其实只要能够争取到更大的自治便已足够，重要的是对人民真正有益。听到这里我觉得很吃惊，因为根据国内的言论导向，DLLM分明就是无可争辩的ZD头头。但是在Kelsang口中，他却原来是比较温和的一派。而Kelsang的见解是，如果中国能够实行Democracy，那么或许对他们的人民就会有益得多，他们就能够享有更大的自治，享有更多的话语权。

 

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女孩很认真很可爱，从她的言语中我感觉到她（应该也包括她的一部分同胞）很希望Tibet的问题能够早日得到和平的解决。她说现在是我们的政府不愿意与DLLM对话，而不是DLLM不愿意对话（对于这点的真实性到底如何我就不知道了）。我说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她这样谈话，让我对他们有了更多了解。我想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对于什么问题，谈话始终是有益无害的。很希望Kelsang一家以及许多这样被迫分离的家庭能够早日团聚。